我时常想，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，改革开放40年，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而我们不仅是亲历者更是参与者。改革开放给每一个中国人提供了新的舞台和机会，而我选择了一个风险度极高的行当——兴办民办大学，让更多的中国人接受大学教育，成为主体意义上合法的现代人。感谢改革开放，一路走来并不容易，但我终究负梦而行，收获着梦想成真的人生。

在我的意识中，改革开放是从1977年的高考恢复开始的，因为我对社会变革的切身感受从这里开始。在我19岁这个人生关键年龄，因为高考的恢复，我从食不果腹的合作社社员变成中专学生，毕业后成为中学老师，继而又进入大学深造并成为大学老师。高考给了我通过学习改变了自己身份和生活的机遇，成为一名老百姓眼里的“干部”，也让我与教育结缘。

1986年大学毕业后，我留校供职于一所学校的高等职业教育研究所，当时我国所有大学的培养目标都指向研究，但国家的发展需要大量一线职业应用型人才，教育的发展现状根本无法满足社会需求，职业教育在当时的教育环境中乏善可陈。

没有职业教育将是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瓶颈，我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。于是以一腔热血投入职业教育研究，梳理分析世界职业教育特别是德国职业教育的模式与特质，调研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与社会的人才需求，为学校撰写了系统的改革建议。很遗憾，我的改革方案和所有建议，当时没有得到回应，反而受到各种非难和谴责。记得因为我在一篇文章里写了教育与一线实践需求严重脱节的问题，一位老教授专程来质问我：“我从教数十年怎么到你儿这就错了？”

我的建议当时没有被学校采纳，但我并不后悔，也未改变初衷，因为这些研究大大拓展，拓宽了我的眼界，让我更加坚信，那时正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际，连德国这样的王牌资本主义国家尚且如此，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必然绕不开职业教育的兴起。社会百废待兴，经济高速发展，各行各业急缺人才，教育需求空前，但教育系统所能供给的资源非常紧缺，所有夜校和各种培训班全日制学员全部满员，职业教育的时代事实上到来了。

因为迫切地想把自己的研究运用于实践，我萌生了离开公立教育体制自己创办学校的想法。在当时，放下“铁饭碗”去创业是一件很难抉择的事情，我也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心理斗争，但有团热流总在心里激荡，那就是按自己的想法办一所大学。

1988年我正式辞去公职，受聘主持筹建了“陕西对外服务培训学院”，培养外企急需的人才，所设课程包括涉外礼仪、外语、计算机、会计等，都是一线工作必备的技能，学员中有不少是公立大学的毕业生，创业初期办学非常成功。

1992年，趁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春风，我正式创业，向陕西省教育厅递交了办民办大学的申请，最终获批。

我的办学初心是办一所好学校，当时有很多青年被挡在大学的门外，给他们受教育的机会，为社会培养一批应用型人才，满足国家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。这个初心和情怀，在任何困难下，都未曾改变。

办学初期，我的目标是用一生的时间办一所3000人的大学，因为当时国内大学平均在校学生为3000人，这个规模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办高校都财力困乏。我当时想，一个人的力量能办到这样的规模，就相当不容易了。

但出人预料的是开学第一年就招收学生逾3000人，学校宿舍不够，我租下了学校附近招待所，改成学生宿舍，床位不够，我和同事、学生和家长一起搬运床板、安装床铺。记得，曾经有一位家长背着行李带着孩子，跑来学校眼泪汪汪的求我，“黄校长，就一个娃，加张课桌加张床就可以上学了”，但当时的情况是一张也加不了，最后介绍到别的学校去上了。在办学中，我深切地感受到改革大潮对教育需求的强大推动力。

改革开放是一个不断探索未知、不断尝试创新、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。办学改革这个具体的行动，也是怀抱初心，不断克服困难、不断创新的过程，当然改革也是循环渐进的，特定年份的改革会受到特定年份的局限。

1997年国务院出台《社会力量办学条例》，其中“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机构”，这让不少办学者感到办学的不确定，而西安外事学院的校园建设又因为手续审批停建一年，面临着学生无处安排的情况。有一名陕西知名人士，一心想办大学，500亩校园用地都批好了，看到这种情况，放弃了。